重庆云阳张飞庙结义楼面临长江的石壁上,从右至左镶嵌着闻名川江的“江上风清”4个字,每个约2米见方,站在几十米高的庙脚下需仰视才见,顺江和逆流几里外也可远眺,其名气不亚于它的载体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张飞庙本身。有趣的是,按现在从左至右的读法“清风上江”,字义与“江上风清”差不多。
光绪末年,曾做过国子监学正的重庆云阳籍书法家彭聚星,回重庆云阳养病时题写了“江上风清”这4个遒劲的大字。长期致力于三峡文化研究的文史专家胡亚星研究认为,“江上风清”出自苏轼《前赤壁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当然也源于一个民间传说。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张鹏翮回老家四川蓬溪扫墓祭祖,乘船途经重庆云阳张飞庙时,随从提议进庙祭拜三国名将张飞。功成名就并以清廉著称的张大学士觉得没什么可祈求的,便以“相不拜将”为由拒拜,继续航程30里后夜宿三坝溪。次日晨船工醒来发现,头晚泊好的船鬼使神差地倒退30里,停在了下游张飞庙脚下的渡口。张大学士认为是夜泊时没系牢船绳而顺流倒退了,启程上行30里后又夜宿三坝溪,早晨再次停在张飞庙脚下的渡口。张大学士不信邪,又上行,天亮时第三次停在庙脚的渡口,顿时大惊,事不过三,他连忙登岸向张飞谢“罪”。张大学士返船启航时,突然江上清风鼓帆,将船顺风直送30里外的三坝溪……覆盖石刻“灵钟千古”
1883年3月27日,英国商人立德乘坐小木帆船从武汉去重庆,途经张飞庙时,在庙脚下的乱石沙滩上拍照留念。从这张照片上惊奇地发现,“江上风清”的位置原来刻着“灵钟千古”4个字。
彭聚星当年所题“江上风清”,为什么要覆盖原有的“灵钟千古”?究其文字风格来看,江上风清含有现代文风的味道,灵钟千古则显示一种古韵。据文史专家胡亚星考证:张飞庙内铸有一口大钟,遇险火警、水警乃至匪警即鸣,以保一方平安。灵钟在佛庙多有,为祈福所设。清末,彭聚星去官归里休养,与重庆云阳一些名士及庙僧对张飞庙进行大规模文化包装,翻刻全国各地名碑在庙中陈列,使张飞庙由单一的祈福之所变成了“文藻胜地”,于是书“江上风清”覆盖在“灵钟千古”之上,标志张飞庙除祈福外,还添加了品书赏画、流连风景、享受自然的功能。
不过笔者认为,张飞庙有汉唐至近代的近600幅字画、石刻、木刻、木雕作品以及为纪念杜甫所作《杜鹃》诗建造的杜鹃亭,绝不会因没覆盖“灵钟千古”而失去“文藻胜地”的美名。相反,“江上风清”与“灵钟千古”并存,会多留一份古人的墨宝予后人。
假设“江上风清”与“灵钟千古”都并存在张飞庙临江的石壁上,会不会一齐“闻名”川江呢?
也有人提出,彭聚星的“江上风清”有“清正廉明”的引申意义。《新编重庆云阳县志》记载和重庆云阳民间普遍流传的“相不拜将”传说中,张鹏翮确有其人,历任州知府、刑部尚书、河道总督、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彭聚星题“江上风清”,喻其清正廉明的形象。
张鹏翮(1649-1725),四川省蓬溪县人,集政治家、水利家、文学家、外交家、教育家于一身,为清代蜀人中官位最显赫、政绩最卓著、名声最响亮的人物。历任刑部主事、刑部员外郎、州知府、盐运使、巡抚、兵部右侍郎、提督江南学政、刑部尚书、两江总督、河道总督、户部尚书、乡试正考官、吏部尚书、会试正考官,雍正元年任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成为宰辅,几乎担任过清朝从建立到鼎盛时期内政外交的各种重要职务。著有《治河全书》24卷、《河防志》12卷、《奉使俄罗斯日记》、《张文端公全集》等文集30余种。
张鹏翮对清代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纂辑的《治河全书》记载了运河、黄河、淮河三大水域的源流支派、地理位置及历年对其治理情况等,其中对各河道的形成、流向、堤坝修筑、防汛等事宜所记尤为详细,是研究清代治河工程的重要历史资料,对今天的治河工程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代学者郑肇经在《中国水利史》中高度评价张鹏翮治河业绩:“不仅于国济民生贡献巨大,而且就其科学水平也居于当时世界水利工程最先进的行列。”
1725年4月1日,张鹏翮病亡,家产只有竹楼数间,无余钱办丧事,长子张懋诚四顾茫然,幸蒙雍正帝赐白金千两,才得以治丧。
康熙帝对他的评价是“天下廉吏,无出其右者”,雍正帝谕朝臣曰:“张鹏翮志行修洁,风度端凝。流芬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
来源:重庆晚报 陶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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