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国时期以来,宜宾民间凡遇婚嫁丧寿或贺开业、请“满月”等等。传统席面多为备办九种荤菜宴客,此即俗称“九大碗”或“九斗碗”。
有说此种“九碗” 待客之俗即源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流行在宜宾民间的此种“席口”,具有川菜五大流派中“大河帮”特色,其辣味略逊于“重庆帮”;咸味稍浓于“成都帮”;既不似遂宁、三台、南充、广安等地“小河帮”的以“油炸”为重点;更不像为满足“盐巴公爷”和“糖坊老板”口味的“自内帮”以“怪菜”取胜;九个碗几乎全部 都姓“猪”,而配以就以取材的笋片、品芋、脚板苕(亦称“淮山”、火苕)之类。
在旧时,物资不丰,多数平头百姓以能请吃“九大碗”作为最好的口福。因此之故,至今宜宾民间仍以“吃九大碗”作为宴客的代称。虽然如今的菜式在宴客时多以一二十式为常见,但宜宾人却依然以模糊数字”和“朦胧诗”的风趣喊成是: 那几爷子又在吃“九大碗”。
宜宾民间宴客之“九大碗”的结构,大体是:以蒸头碗(一般有攒丝头碗、酥肉丸子头碗、杂抖头碗)、肉扣(烧白)、杂扣(粉蒸肉)为主菜;另配猪之肚杂及上 述四菜之边角余料,拌以笋、芋、苕或海带、粉条等烧、炒、熘、煸而为五碗,即凑成“九大碗”。
若全为猪肉加羊肉(旧时牛肉不上席)而无鸡、鸭则又称“大水 席”。农家贫困者常减去最后上席的红烧肉而以头蹄下水(肚杂)为主,则又叫“水八碗”。富有者,为显阔绰,常在头碗内加主料而分别被称为“蹄筋席”、“竹 荪席”、“海参席”、“鱼翅席”等等,以示档次增高。
也有的在最后上席的一菜上做文章,加以菇子蒸鸡、膀、海菜称“菇子席”,烧砂火锅叫“火锅席”,而最 高档的则从昭通等地请来名厨办“烧烤席”。
由于旧时宜宾城乡一般均用“九大碗”待客,因而在场镇和乡村即涌现了一批俗呼为“厨子”的业余厨师。他们一般以农业或务工养家,但又善于烹饪。有的且备有大蒸笼、火锅、大砂罐和多达十几桌、几十桌的土陶制杯盘碗碟,可以出租,满足宴客者之需。
他们多未开饭馆、办酒店而以“办席”为能事,远不会如今的“花色 拼盘、整鸡鱼脱骨、海干料胀发”等手艺,但却有一套特殊的过硬本领。几斤重一根的楠竹春笋,在他们的“刀功”之下,很快可切成细如香签棍的整匀笋丝。
一位厨子只消带三五个下手(一般均为徒弟),从天黑杀猪、刨毛、开膛、分割开始,熬上一个通宵,第二早晨上百桌酒席即可按时上菜。有的酒席平均只用三斤肉左右,古装子也可精心设计,使八仙桌上每位客人至少能拈到两块烧白、两个酥肉丸子。难怪宜宾民间多称厨工为“厨官师”,这似乎是肯定他们具有运筹帷幄而又善于统筹兼顾、协调众味的“为官”本领。
正如民风民俗必然会伴随时代变化变迁发展、异化一样,宜宾民间宴客的“九大碗”也曾经“几番风雨、几度春秋”。
解放后,合作化时期,人们生活比较好过, “九大碗”依然流行。只有 “三年困难”时期,“九大碗”就才停办。在“十年浩劫”期间,虽然物资匮乏,粮食定量,猪肉凭“九大碗”早已停办。有时民间贫穷的家庭红白喜事,勉强拼凑九碗,无非是菜多肉少,豆腐、瓜果、红苕、包谷饭而已。
据说有冬瓜染红切片垫以盐菜以作“烧白”者,“九大碗”也就面目全非矣。改革开放以来,仅仅几年, 粮食增产、肥猪满圈,人们生活水平稳定提高,于是从八十年代以来,“九大碗”由于基础牢固而更加普及起来。到了九十年代,“九大碗”不仅大换“包装”,由 猪肉为主推广到以鸡、鸭、鱼、海菜为普遍,同时菜式也由九个发展到9的几倍。旧式“九大碗”仅残存于部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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