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坪坝可以坐210路公交直接到白公馆;也有215、217、221路公交可达;坐微型面包车下山,车费在3元之内。
免费(白公馆虽然向市民实行免费开放,但并不意味着能够随意进出,有每小时进入50人的限制)。
白公馆位于重庆市歌乐山麓,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别墅,故名。白驹自自诩为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后代,故借用白居易的号又取名为“香山别墅”。
1938年,军统局用30两黄金将其买下,1939年国民党军统局将此改建为监狱,用来关押“政治犯”。监狱背靠歌乐山,四周高墙、电网密布,墙外制高点上有岗亭和碉堡。大门终年紧闭,只有侧面开一小门与外界相通,狱内有牢房20间。
编号72883 白公馆
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后,白公馆内犯人被迁移至渣滓洞。白公馆改名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供美方人员居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回国,白公馆才又恢复为看守所。
同时,军统将西南的军统集中营,息烽监狱、望龙门看守所、渣滓洞看守所合并,成立了白公馆看守所,后称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
白公馆关押的多为军统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其中有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爱国人士廖承志,共产党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等。关押“政治犯”最多时达二百余人。
身陷囹圄的革命者不怕死,但也决不做无谓的牺牲,为有一日能冲出牢狱不懈地进行着努力。何雪松、成善谋、陈作仪、江竹筠、曾紫霞、李惠明、韩子重、胡其芬、肖中鼎、何柏梁、罗广斌等有组织地对看守进行策反。
采取攻心战术。或进行形势前途教育。或以大义相感召对出身寒微。生活贫困的小特务,则在经济上给以适当的援助。经过一番艰难曲折的教育,争取到部分看守售货员的帮助。
渣滓洞狱医刘石仁,看守黄茂才、唐友元,冒着风险为难友送信送药,勾通了狱内外党组织的联系;白公馆看守杨钦典、李育生在大屠杀的关键时刻打开牢门,使罗广斌等19人成功越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白公馆监狱,难友们欣喜若狂。由罗广斌提议,与陈然、刘国志、丁地平、毛晓初等同志用一床红色的被面,几颗旧衬衣制成的五星,做了一面五星红旗,准备等重庆解放那天,高举红旗冲出去。他们把这面红旗珍藏在牢房一面地板下,并由罗广斌执笔,写了一首诗《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
1948年4月22日,中共重庆市委报 《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被捕,关押于白公馆看守所。入狱不久,他即与狱中党员取得联系。利用难友留下的半截铅笔,一些包香烟的薄纸,一块破刀片,把他记得的一些振奋人心的胜利消息,简要写出,秘密传递给难友,这小小的字条被称为“狱中《挺进报》”。
后来。陈然又得到关押在隔壁牢房的黄显声将军的帮助。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翻译”出解放军胜利的消息,难友们从中得到极大的鼓舞与力量。
有一天,一位叫宣灏的难友因传看狱中《挺进报》被发现,受到看守长杨进兴当众鞭打,追问,要他交出消息来源,关键时刻,许晓轩挺身而出,声言纸簟自己写的,消息是从白公馆办公室报纸上看来的,使敌人十分狼狈,从而机智,勇敢地平息了“狱中《挺进报》”风波。
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由广州飞来重庆,与西南军政首脑举行会议,妄图割据西南,同时蒋介石下令给保密局长毛人凤:一旦重庆不保,第一是炸毁兵工厂和重要电力设备,第二是屠杀关押的全部政治犯。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宋绮云等6人被害于松林坡,大屠杀拉开了序幕。9月23日,杨汉秀被害于歌乐山金刚坡。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人被公开杀于大坪刑场。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等30人被害于电台岚垭。11月25日杨虎城副官阎继明、张醒民被害于梅园公路边。
11月27日下午,“11.27大屠杀”从白公馆开始,黄显声,李英毅被押到步云桥枪杀,然后,每两人一组,押往松林坡枪杀,共杀害27人;当晚11时,因渣滓洞急需增援,白公馆仅留下杨钦典,李育生看管未来得及屠杀的19人,关键时刻,杨钦典,李育生弃暗投明,打开牢门放走了他们,谭谟由大尸坑中爬出逃脱,白公馆共20人脱险。
渣滓洞在重庆市乐歌山麓,距白公馆2.5公里,原为人工采掘的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1939年,军统特务逼死矿主,霸占煤窑及矿工住房,改设为监狱。
渣滓洞刑室
修筑于原“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地处重庆市西北郊的歌乐山下。重庆解放前夕的1949年11月27日,军统局在这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0多名革命者恨饮枪弹,壮烈捐躯。
全国第一个以烈士精神命名的广场,在纪念“11·27”革命烈士殉难50周年之际,在原“中美合作所”阅兵场的基地上修建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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