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狱之历史真实版 — 白公馆策反计

陈然

中国人中，特别是青少年中，不知道陈然烈士的人不多。大多数人都为他在狱中“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播”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感动。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陈然被捕后在狱中积极进行的策反工作，使待决的19人在“11．27”大屠杀之夜从白公馆魔窟破狱脱险，虎口余生。

陈然烈士的父母都是江西人，父亲陈风书因生计考进海关，离开家乡到北京。

1929年12月18日陈然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1939年春．年仅16岁的陈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随父亲工作调动到重庆；1947年任中共重庆地下市委领导的秘密刊物(挺进报)的特支书记；1948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囚禁于军统白公馆监狱。

白公馆监狱，位于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下，离市区15公里，据国民党军统局自编《十年大事记》载：“民国28年4月29日在重庆成立临时看守所，10月28日，重庆临时看守所在歌乐山下觅定地址”，看守所原为军阀白驹的公馆，白公馆由此得名。

被关押者为“共党分子”、军统“违纪犯”和反蒋案中的“要犯”。白公馆监狱和看守人员先直属军境局本部第六处(司法处)，后为保密局本部第六处(司法处)管辖。

1943年4月，因叛徒出卖，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情报处)破获了《挺进报》，由此案牵连造成133名共产党员被捕，“案犯”关押在离白公馆五华里的渣滓洞监狱，因渣滓洞监狱人满为患，陈然等被寄押在白公馆监狱。

两座监狱虽然都是特务机关的监狱，但分属特务机关两个不同单位，因此看守人员只对自己顶头上司负责，各行其事。陈然被捕的当晚就被审讯，然而陈然始终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挺进报》是他一个人办的，其它的什么都不知道。

第二天，二处处长．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对陈然进行审讯，并使用老虎凳等酷刑，陈然被酷刑折磨得多次昏死过去，两腿受了重伤，但他坚决不出卖党的机密，徐远举没有办法，只好把他押送到“重犯”禁地“白公馆”去了。

陈然到“白公馆”不久，就和狱中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开始出版《挺进报》狱中版。给狱中难友传送一条又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

1949年的春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主席到达北平”、“甫京解放”的消息在狱中传开，狱中党组织估计胜利即将来临，要作好两手准备，一手是教育广大党员作好牺牲准备，经受住最后的考验，一手要努力进行策反，争取活着迎接解放。

因此，党组织秘密范定了“狱中策反越狱计”。策反，首先要物色好对象，经过一段了解和观察，初步确定为6人，其中重点放在一个叫杨钦典的看守身上

杨钦典

杨钦典，河南省堰城县大刘乡人，生于1920年，此时，他刚30岁，由于家庭贫困，1938年刚满18岁的杨饮典为混一口饭吃到胡宗南的部队当兵，不久当上班长取得上士兵阶。

1942年10月被调到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交通警备总队当一名班长，后加入军统，1946年被选调到“白公馆”充当看守，初到“白公馆”时，杨钦典满以为自己已加入军境，又在军统的直属监狱任职，好好干，说不准能混一个一官半职，因此办事尽心尽职，吃苦肯干。

到了1943年，加入军统已经6年的杨钦典发现自己在军统，一无靠山，二没进过军统特训班，无论自己怎样效忠卖命，到头来还是一个老资格的上士，看来升官发财是无望了。

当时战局于国民党愈来愈不利，物价飞涨，一个上士看守的工资实在是难以养活一家子人。杨钦典时常流露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杨钦典通过对狱中这些“共党要犯”的长期观察，他发现这些人井非象长官所说那种“共产共妻，犯奸作科”之徒。

他们其中不少人是出身豪门家庭、书香门第，但为了穷人有饭吃，宁愿坐牢也要干革命，特别是他们在审讯室和刑场上表现出的凛然正气和不屈气节令他十分敬佩。

杨钦典私下开始找机会同“犯人”聊天。最早与杨钦典接触并开展工作的是陈然。陈然虽原籍江西，但他出生于河北香河县，离杨钦典老家邱城县不远，算是小同乡。

杨钦典长期在国民党军营中生活，只知绝对服从，但也养成旧中国那种江湖义气和祟敬硬汉子性格。陈然在狱中的凛然正气和审讯室里那种不屈气节，实在令杨钦典敬佩。

加上陈然擅长统战工作，于是两人通过拉家常，谈乡情，讲社会的种种不公平、百姓的痛苦。物价的飞涨，官场的黑暗，陈然的话渐渐打动了这位被难友称为“尚未烂到心肺的看守”。

水滴石穿，经过陈然的开导，杨钦典有了悔悟表现，对政治犯开始改变凶神恶煞的态度。无论通消息，传书报总给大家方便。

特别是1949年10月28日，陈然被押遇到重庆大坪刑场杀害，杨钦典也随车行动，他自始至终目睹了陈然含笑告别难友登上囚车，车过闹市区时又不断高唱国际歌或高呼革命口号，到达刑场时陈然撕去背后的“死囚标志”拒绝下跪，高呼“刽子手们，杀吧!”人民审判你们的日子快到了”。

陈然连中刽子手三枪仍末气绝倒下，令在场的监斩官目瞪口呆，只好下令改用机枪扫射，杨钦典深深地被小同乡的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气节所震惊，他从刑场回来后，隔着牢门，动情地向罗广斌讲述了这悲壮的场景，并说：“小罗，你们出去后，一定要好好照顾陈然的妈妈和妹妹”。

罗广斌

罗广斌出身豪门，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的兵团司令。但罗广斌为穷人宁愿坐牢干革命，也令杨钦典佩服，辣然牺牲后，罗广斌继续作杨钦典的工作。

杨钦典有话爱找罗广斌摆，罗广斌乘热打铁继续开导杨钦典。功夫不负有心人，杨钦典成为狱中党组织策反6个人中可靠并成功的人之一了。

大屠杀

1949年11月27日下午4点，“白公馆”的大屠杀开始了。由于白公馆所关押的“案犯”分属保密局六处和西南任官公署二处掌管，屠杀分别由毛人凤、徐远举指派的刽子手现场指挥。

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上校课长雷天元率领的一批杀手和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带领一帮看守，按自己掌管的“案犯”名单各人自扫门前雪分头行动，第一个遇难的是著名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屠杀到深夜3点多钟时共9批29人被杀。

此时，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按保密局第六处下达‘死刑’名册20人，已全部杀完，而西南长官公署二处雷天元指挥的一帮杀手，对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25名“犯人”，只处决9人，尚有19名“犯人”及他们所带2个小孩共19人还关押在牢中。

此时，五里之外的渣滓洞监狱打来电话称：“他们那里人手少，到这时才处决26人，尚有100多人未处决，按这个速度，天亮了也杀不完，为防止狱中骚动请派人援助。”

雷天元决定他和二处一帮杀手全部赶往渣滓洞，将寄押在白公馆的19名“犯人”交看守长杨进兴全权处理，白公馆的大屠杀情势急转直下，此时解放军解放重庆外围战斗的炮声已响起。

平日里杀人不眨眼的杨进兴心里也开始发慌，待雷天元一行杀手坐车走后，他立刻打电话把这里发生一切向他的顶头上司白公馆监狱看守所所长陆景清汇报说：“我们的任务巳执行完毕”。

因此陆景清就令杨进兴立刻回城待命，杨进兴马上打电话通知雷天元称自己奉上司命将立即撤离回城，寄押的人犯请雷天元速派人自己“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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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一打完，杨进兴马上把各牢房所剩男犯16人全部集中到一楼2号牢房，女犯郭禧贤所带2个孩子仍关在二楼。杨进兴便收拾好自己财物，叫来看守杨钦典，命令他一人留下继续看守二处寄押的人犯，自己便带领一帮亲信逃离白公馆准备回城了。

越狱

此刻的杨饮典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他成了别人的替死鬼，于是走进牢门口将刚才发生的接二连三的突变告诉他继陈然之后最敬佩、开导帮助他最多的罗广斌和李荫枫，并表示愿意救罗广斌、李荫枫二人后，自己撤回城跟顶头上司逃命。

罗广斌则鼓励他关键时刻，给我们大家都想个办法。杨钦典一想起自己参与了这次大屠杀就后怕，举棋不定的杨钦典此时竟丢下牢中的‘犯人’走出大门，落上铁锁，弃狱出走，出现了大屠杀之夜白公馆牢狱一个多小时无人看管的状态。

杨钦典后来回忆说：“我既不想走其他特务逃窜之路，又不敢在四周特务武装尚未撤走时冒险去放在押的政治犯，否则当场便引杀身之祸，我多么地想这时有人来指点指点我。”

恰恰在这时，前面路上走来狱中伙房杂工李育生。李育生对杨钦典说，“眼前只有一条路，我陪你回白公，救他们出来，罗广斌他们会给你作证的。”

于是2人回到白公馆并与罗广斌等进行‘谈判’，罗广斌说：“你跑，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难脱人民法网．’并表示了“解放军来后，我们大家给你出证明；没处落脚，住我们家里，生括上无着，我们帮助．’的三条承诺后。

杨钦典便把牢房钥匙交给罗广斌，李育生则剪断了看守所电话线，并约定先由杨钦典上楼观察狱外动静，如狱外武装看守撤完，就在楼板上跺三下脚为信号．牢中“犯人”便可越狱。

当杨钦典去看动静时，狱中难友按身体强弱编成5个越狱互助小组，并确定了突围路线。“咚咚咚”三声跺脚响起，难友们在黎明前的黑幕中刚冲出活棺材大门，就看到路上从渣滓洞方向飞快地晃动的两条光柱和声声汽车的轰响，原来是雷天元等杀手返回白公馆。

难友们不顾一切地向后坡山林中冲去，他们还是被敌特武装发现，接着便是敌人的密集的机枪扫射，求生的欲望便得难友们快速向深山奔去，他们各自在山上找到隐蔽处，安全脱险。特别是罗广斌脱险后，根据狱中英烈的事迹，写出了小说《红岩》。

这次策反虽成于罗广斌等，但始于陈然。陈然没有看到胜利的这一幕，如陈然烈士在天有灵知道这次成功的策反，不仅换得19人的虎口余生，而且换得2个人的新生，一定会含笑九泉。